海外油气投资与合作的新思维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总部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为了更好地理解此次全会精神内涵，更深刻地解读油气行业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面临的机遇及挑战，本版从今日起推出《深读石油·高端话改革》专栏，特邀知名专家为广大读者把握能源改革脉搏。

在世界经济、能源格局大变动的背景下，未来的10至20年，中国仍将处于经济稳步增长阶段，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对能源的需求总量还会上升；同时从全球来看，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会上升，以油气为主的化石能源仍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占据世界能源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必须综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才能保障自身能源供给。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油气合作仍是今后较长时期内国家能源战略的重中之重。

海外油气投资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在高油价刺激和我国油气需求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阶段：投资地区从传统的北非、中东、中亚和南美等政治风险较大的地区扩展到政治稳定、商务环境更为成熟的北美及澳洲等；投资的项目从常规油气项目扩展到油砂、超重油、煤层气、页岩气、深水项目及液化石油天然气（LNG）等非常规油气项目；进入产油国的方式从传统的绿地投资、资产收购扩展到贷款换石油、与大型跨国石油公司资产互换和多形式合作等更加多样化的方式；海外油气经营的领域也从上游扩展到下游的炼油、贸易仓储等油气全产业链；参与海外油气投资的企业也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等三大国有石油公司扩展到中化集团、中信资源、振华石油、新疆广汇等其他国有石油企业和民营企业等。

海外油气投资的快速发展不仅为这些企业广泛参与全球油气资源竞争提供了战略机遇，也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强大的能源动力。与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之后需要调整增长方式一样，我国能源企业过快的粗放式“走出去”战略同样面临着战略调整与管理适应的挑战。

更进一步从上游投资国别来看，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目前同时面临着三种迥然不同的经营环境模式。在像苏丹这样的国家，东道国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竞争不是很充分，劳工准入政策也不十分严苛，中国石油企业可以发挥国内石油工业的组织管理经验、工程技术服务队伍和物资装备优势；在面临伊拉克这样的产油国投资机会中，尽管伊拉克服务合同的招标竞争充分，但仍然处在动荡之中的伊拉克政治环境无法为全球油田服务和工程建设公司提供充分的竞争环境，加上具备高级技能的劳工供给不充分，为发挥我国石油企业综合性一体化的优势提供了可能；而在近几年通过投资或并购方式进入的发达经济体环境中，资源国政府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严苛的劳工与服务提供商准入条件，高技能员工供给充分，我国石油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很难显现出来，甚至成为包袱。

20年海外油气投资的成长与近5年的高速扩张之后，我国石油企业同时在这三种经营环境模式下开展投资与运营，无论是从参与广度、深度来看，还是从参与规模、方式来看，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与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也进入到国际化程度更高的阶段。

我国参与全球油气资源投资与合作面临新挑战

无论是从全球能源格局的演变来看，还是从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的迫切性来看，我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进入了由追求资源的国家石油公司向具有投资属性的国家拥有的跨国石油公司方向转变的阶段，实现商业价值的增加成为最重要的目的，对国际商务运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与此相应的是我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化的适应性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外部环境的，例如新非常规油气资源机会的高资本密集型、高技术密集型、高地缘政治性，也包括内部条件的，如管理和技术创新不适应性等。我们往往无法改变外部环境，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完善自我而达到更好适应外部环境。

一、是高油价和地缘政治高溢价下非常规油气项目投资的风险性。北美地区页岩气产量的急剧增加，引起国际社会对页岩气开发的高度关注。同时，在高油价推动下，加拿大油砂、委内瑞拉超重原油、美国页岩油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巴西东南部海域的深海和超深海地区接连发现储量巨大的油气田，丰富的北极油气资源争夺战也已出现在极地周边国家的能源蓝图之中。开采这些非常规油气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和持续的技术创新都是赖于高油价的支撑，但这无疑也加大了投资风险。目前的高油价尽管也有一定的基本面所支撑，但也与源于北非、中东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受伊朗核问题困扰而导致的国际石油运输通道的不安全性紧密相关，国际石油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溢价的不断加大极大地提高了决策的风险性，对于非常规油气项目尤其如此。

二、是根植于国内生产管理的理念不适应进一步国际化的需要。中国参与全球油气投资与合作的主力军仍然是国有石油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长期根植于国内油田与炼厂的生产与组织管理。尽管在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化步伐很快，成绩很大，但国际化业务在其整体规模中仍然没有成为主体。未来随着国际化业务在其收入与利润中占比的迅速提升，以及自身在国际化市场中的定位，适应国际化发展的理念就显得异常重要。国际化本身不是目的，但在当今全球能源格局变化及我国面临着能源资源瓶颈的约束条件下，提升国际化的竞争力是必然选择，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将在竞争中更胜一筹。理念国际化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最难改变的。理念国际化的支撑力量是企业管理层经验，即高级管理者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设计及对企业国际化走向、时机的把握。拥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管理层可使用有限的资源更高效率地完成企业国际化目标。理念国际化的提升可从管理层国际化教育与工作经验、企业品牌国际化认知、国际议事规则能力的培养、国际化话语权的积极参与、发展中产油国当地化的平衡与协调能力等方面强化。

三、是基于传统国有企业的管理体系不适应管理国际化的内在要求。管理国际化是指企业顺应全球化时代发展和国际惯例，利用国际资源达成企业目标的过程。一方面，国际化的管理使计划工作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国际化的管理对计划的要求又更为迫切。不同于壳牌发端于国际石油贸易起家、英国石油公司（BP）源于在伊朗开采石油。这些公司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中国企业长期的工作中心、管理制度和人才队伍都是立足于国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企业在管理适应性、领导力国际化、组织架构、制度建设、供应链体系、资本配置、风险管理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均立足于国内，远不能适应进一步开拓国际能源资源市场的需要，已经成为建设国际一流能源公司的障碍。

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全球油气资源投资与合作期待新思维

第一，针对不同类型的组合，我国海外油气投资与合作的思维应有针对性。我国参与海外油气投资与合作可从功能与战略地位两个维度来定位目标国，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源相关类国家，包括向我国提供油气资源的国家，或与我国形成资源竞争的国家；另一类是通道相关类国家，包括我国进口油气资源时所必经的通道国，或处于通道国周边而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资源类国家又可以划分为资源战略型、资源市场型、资源拓展型、资源竞争型等四种类型。通道类国家可以划分为通道战略型和通道拓展型两种类型。四种资源类型国家和两种通道类型国家可以形成多种战略组合。在战略型资源国家和战略型通道国家类型中，侧重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合作，政府外交等国家手段在国际合作中将占据主导地位，在政府合作的框架下界定合适的合作方式。对于竞争型国家，政府和企业地位并重；政府层面侧重协调、避免竞争，企业层面可以建立有效的进口需求联合体。对于市场型国家，要相对淡化国家功能，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第二，建立利益分享的竞合战略合作模式，坚持“找油”“买油”“炼油”和“储运油”相结合的海外油气合作新思维。全球化进程显示了国际合作和分工为各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合作方式多种多样，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开放性和互利共赢是基本原则。基于这些原则，推动能源产业链的全方位合作，无论是拓展跨国油气勘探开发、提高国际油气贸易能力还是强化与资源国合资建储炼运设施合作，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都有重要作用。同时坚持与资源国政府直接合作、跨国油气并购与“贷款换石油”多种方式相结合的跨国投资与合作方式。不同的资源国，资源掌控权也有不同体现，有的由国家或国家石油公司掌握，有的由跨国石油公司或其他企业掌握。因此，合作方式既可以是与资源国政府进行合作，也可以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跨国并购方式实现；既可以与资源国国家石油公司进行资产互换、合资合作，也可以与跨国石油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层次的创新性合作。此外，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也会有合作方式的创新，例如在哈萨克斯坦的“贷款换石油”项目就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树立以提升国际化能力和发展可持续竞争力为核心战略目标的新思维。参与全球油气资源投资与合作的动机，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获得持续的盈利，提升公司价值，服务于股东。国有企业也是企业，追求盈利是本质属性。只不过国有企业股东的国家属性决定了其不仅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而且要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责任。当然这种责任在不同体制下、不同发展阶段、能源安全保障可靠性不同程度等情况下会有差异体现。从我国石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参与全球油气资源投资与合作的动机来看，实现持续盈利能力必须放在首位。尽管产量是很重要的用来体现竞争力的指标，但只有可持续盈利能力的产量才是有价值的，也才是体现石油公司国际化竞争力的根本之所在。在未来的投资与合作中，必须始终坚持效益第一的原则，这样才有可能在全球油气资源市场博弈中具有竞争力，为国家的能源安全保障做持续贡献。

（王震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鸿雁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