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署称，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和能源效率方面齐头并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已在这一领域成为全球重量级成员。

处于增长期的经济体往往会使用更多能源。然而，降低能源强度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这正是中国想做的。2000年至2015年，中国能源效率提高了30%。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能源消耗最大的部门，工业的能效提升最大。

近30年前，中国每100万美元GDP消耗的能源超过20万亿焦耳，而现在仅为1990年的1/3左右。

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约占终端用户能源消费总量的70%。鉴于其中约85%来自不可再生资源，所以该部门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至关重要。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把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两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上世纪80年代，中国钢铁、炼油、炼焦和化工行业的能源消耗尤其大，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就开始着手建立一个能够提高能效的系统。

中国通过开展产业升级计划，优先发展高附加值部门，减少对能源密集型重工业的投资。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展示了能源效率方面可能取得的成果。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研究认为，中国的节能管理制度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目前正处在第三次转变之中。

第一阶段是从1981年开始到1997年为止。由于能源供应紧张，政府推动节能运动的首要目的是缓解能源短缺。在这一时期，政府建立了国有企业能源配额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这些制度具有非常强的行政指令特点，严格控制企业用能行为，管住用能、能减则减。

第二阶段始于1997年。当时《节约能源法》刚刚生效。这部法律规定，国家负责制定能耗标准，新建企业只有达到能耗标准才可以开工。从此，节能不再是针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命令，而成为所有工业生产经营者的法定责任。此外，节约资源也被党中央纳入基本国策。

这一阶段，政府开始通过提供大量补贴，鼓励企业采取节能措施，例如购买更好的设备和技术。至此，健全的节能管理系统已经在一些中国企业内部开始成形。

“十一五”（2006—2011年）和“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以新的能源环境目标为重点。这也标志着当下所处的第三个节能阶段的开始。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继承了这一传统，由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了《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

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对推动节能工作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十一五”期间，中国全社会节能减排总投资约846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资金约1497亿元。“十二五”期间，中国能效投资总规模超过2万亿元，是“十一五”的2.4倍，中央财政投资将近2200亿元，主要体现在对节能改造的补贴。

以上海市为例，2017年，工业企业的节能改造项目按每节省1吨标准煤享受600元人民币补贴的标准获得政府支持（补贴总额不超过500万元，也不可超过总投资的30%）。各级政府强有力的补贴资金支持，对保障“十一五”“十二五”节能目标的完成发挥了种子资金的重要作用。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还联合开展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为30座示范城市在低碳产业、清洁交通、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化等方面进行政策创新，国家在三年内对每个城市提供每年4亿到6亿元支持。

随着这些部门的迅速扩大，政府的审批和检查程序以及高额的补贴变得难以维持。经过初期大跨步的发展，近年来政府削减了各种补贴。随着工业能效的提高，持续减少工业能耗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尽管中国的收益可能越来越低，但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应注意，这是因为它们是构成整个经济转型的一部分。这场转型通过提高低能效的成本、努力实现产业升级，使其朝着高附加值以及多数情况下更加清洁的方向发展，给工业带来了挑战。

中国工业能效计划的早期阶段选择的可能是容易达成的目标，但仍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刺激和监督，而这随后成为工业界考虑能源消费和浪费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政策不断发展以及逐渐引入市场机制，减少能源密集型产业可能带来新效益和机会的理念也得以推广。